长孙无忌的悲剧:权力斗争中的舅舅与皇帝
贞观十七年,唐太宗李世民委托画家阎立本在凌烟阁绘制二十四位功臣的肖像,长孙无忌被荣誉地排在首位。从他在晋阳起兵的时期开始,就一路支持李世民,参与了玄武门之变的策划,并在贞观年间协助治理国家,因此他的成就理应得到这样的认可。然而,命运对这个杰出的人物并不仁慈,到了显庆四年,亲外甥李治突然将他贬爵流放,并在同年七月强迫他自缢而亡。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的兄长,李治的舅舅。李世民与长孙皇后育有三个儿子:李承乾、李泰和李治。根据嫡长子继承制,李承乾原本是太子,但因谋反被贬,太子之位因此空缺。李世民起初倾心于魏王李泰,认为他才华出众,但长孙无忌却力主立李治,认为李治仁爱宽厚,是一个能够稳固政权的良主。然而,李泰与李世民关系密切,如果李泰继位,长孙无忌所做的拥立工作将变得毫无意义。相较之下,李治本无机会,正是靠长孙无忌的支持才得以登基,未来成为皇帝时自然会感恩舅舅。同时,李治性格柔软,长孙无忌认为这更容易掌控朝政。史书记载长孙无忌引用“治万吉”的古训,认为立李治能使大唐长治久安。最终,李治被确立为太子,长孙无忌则被任命为太子太师。
在贞观二十三年,李世民去世,遗言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共同辅政,使得李治顺利登基。李治对舅舅的回报也相当丰厚,封长孙无忌为太尉,兼任中书令,主管尚书和门下两省的事务。唐朝实行三省六部制,中书省负责决策,门下省负责审核,尚书省负责执行,长孙无忌几乎掌握了整个国家的最高权力。起初,李治对长孙无忌十分信任,曾因为洛阳百姓诬告长孙无忌谋反,李治果断处死告状者。然而,随着时间的推移,李治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权力受到侵蚀。长孙无忌以辅政之名行专权之实,朝堂上的决策几乎要经过他的同意。永徽五年,李治在召见五品以上官员时愤怒表示,先帝在世时,官员们总是热烈讨论,而如今却鸦雀无声,这实际上表明长孙无忌对朝堂的全面掌控已成难以回避的矛盾。
那年李治试图废除王皇后,选武昭仪为新后,这看似仅是后宫事务,实际上却是一场深刻的政治斗争。李治希望以此削弱长孙无忌等元老大臣的权力,重新夺回皇权。为了争取长孙无忌的支持,李治和武昭仪亲自前往长孙无忌家饮酒作乐,并赠予丰厚的金银财宝,还任命他的庶子为朝散大夫。长孙无忌了解到李治的意图,但假装不解,含糊其辞。李治三次派人劝说,长孙无忌却均以拒绝为应。最后,李治召长孙无忌、褚遂良、于志宁和李勣四位宰相入殿讨论废后之事,褚遂良表现出坚定反对的态度,甚至在台阶上叩头流血,长孙无忌虽然未公开反对,但亦支持褚遂良。李治在永徽六年十月正式废除了王皇后,将武则天立为新后,而武则天因长孙无忌未给予支持对其怀恨在心。
显庆四年,李治的复仇来临。洛阳人李奉节控告太子洗马韦季方和监察御史李巢结党营私,负责审理此案的许敬宗正是武则天的人。韦季方因受不了审讯压力而自杀未遂,许敬宗趁机诬告韦季方与长孙无忌勾结谋反。李治起初不太相信,然而在许敬宗的劝说下,李治权衡之下决定不与长孙无忌对质,直接下令削去他的官职和封邑,将他流放至黔州。与此同时,长孙无忌的儿子们也被罢免和除名,流放至岭南。
而流放的结局并没有就此结束。同年七月,李治下令对案件复审,许敬宗派遣中书舍人袁公瑜前往黔州,袁公瑜一到就逼迫长孙无忌自缢。长孙无忌死后,其家产被抄没,嫡亲属皆被流放为奴婢。值得注意的是,李治自始至终没有与长孙无忌面对面对质过一次。其原因在于,面对质并无意义,长孙无忌并未谋反,显然是受到诬告。李治所求的并不是事实真相,而是一个可以除去舅舅的理由。而许敬宗则正好提供了这个借口,袁公瑜的审讯程序显得多余,因为众人心知肚明。
有人认为导致长孙无忌陨落的是武则天,这种观点并不全面。武则天确实怨恨长孙无忌,并指使了许敬宗,但她当上皇后不过三年,尚未能控制朝政。真正决定长孙无忌命运的,实则是李治。对长孙无忌而言,若李治不点头,他便不易被动。这场权力的追逐中,舅舅成为了李治通往权力巅峰的绊脚石。上元元年,长孙无忌去世十五年后,李治为他追复了官爵,并让他与昭陵同葬。然而此时,追封再无意义,长孙无忌的生前荣耀已然成为了过往,家族也因权力斗争而支离破碎。